刘焉出身汉室宗亲，《三国志·刘二牧传》记载：“刘焉者，鲁恭王之后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于绵竹。”这样的出身为他的仕途奠定了一定基础。前期，他在东汉官场稳步前行，先后担任过多个官职，如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职。

东汉末年，天下局势动荡不安。黄巾军作乱，四方响应，汉室统治摇摇欲坠。地方吏治腐败，刺史、太守等官员贪婪枉法，严重影响地方稳定。刘焉目睹此状，向朝廷建议选派清名重臣担任地方州牧刺史，以稳定局势，增强地方治理能力。《三国志》中提到，刘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

刘焉起初本想谋取交趾牧一职，然而侍中董扶私下对他说：“益州有天子气。”这一说法深深触动了刘焉。此时的益州，局势复杂。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枉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引起百姓强烈不满；再加上黄巾军之乱的影响，益州内部动荡不安。刘焉看准时机，改申请益州牧。或许是朝廷也希望借助刘焉的能力稳定益州，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刘焉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刘范、刘诞、刘璋和刘瑁。刘范、刘诞在朝廷中也有一定影响力；刘璋为人较为温和；刘瑁则相对较为平凡。

公元 188 年，刘焉准备前往益州赴任，他安排刘瑁随自己一同前往，以便在益州培养势力。而刘范、刘诞、刘璋则留在朝廷为官。这一安排，开启了诸子不同的命运轨迹，也为之后益州的风云变幻埋下了伏笔 。

刘焉抵达益州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巩固其权力。面对益州内部的叛乱，他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既施以仁政以安抚人心，又以武力镇压反抗，成功平定了叛乱。在这一过程中，刘焉与张鲁的母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为他后来的计划埋下了伏笔。

191年，刘焉派遣张鲁和张修杀害了汉中太守苏固，这一行动标志着他与朝廷的彻底决裂。董卓对此反应迅速，立即派兵攻打益州，并扣押了刘焉的三个儿子刘范、刘诞和刘璋作为人质。这一事件不仅显示了董卓对刘焉的不信任，也暴露了朝廷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欲望。

随着董卓被杀，李傕接管了权力，局势再次动荡。天子刘协试图通过派遣刘璋去益州劝服刘焉，希望能够缓和双方的关系。然而，刘焉并未买账，反而将刘璋留在了益州，这一决定无疑加深了朝廷与刘焉之间的裂痕。

到了193年，刘范等人策划了一场旨在除掉李傕的政变。他们联合了多位朝中重臣，密谋行动，希望能够一举成功。然而，计划泄露，政变失败，刘范和刘诞在混乱中被杀。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了刘焉家族的悲剧，也使得刘焉在朝廷中的地位更加孤立。

刘焉的这一系列行动，无疑是其在益州巩固权力、与朝廷斗争的具体体现。他通过与张鲁的合作，巧妙地利用了汉中地区的动荡，切断了与朝廷的联系，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打下了基础。然而，随着董卓的反击和政变的失败，刘焉的计划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他的家族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刘焉个人的命运，也对整个益州乃至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焉的末路与刘璋继位》

东汉末年，益州刺史部治所的变迁，是刘焉命运转折的缩影。刘焉，字君郎，原本是汉朝宗室，却因乱世而起，成为益州牧。在治所的迁移中，刘焉不仅经历了个人的荣辱，也见证了益州从乱到治的过程。

刘焉初至益州，治所设在雒县。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刘焉决定将治所迁至绵竹县。绵竹县地处成都平原，地理位置优越，对于巩固益州的统治极为有利。刘焉在绵竹打造了上千辆天子规格的仪仗专车，以彰显其在益州的权威。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大火突袭了绵竹，不仅将专车焚毁，连绵竹城的房屋也一并化为灰烬。这场灾难迫使刘焉不得不将治所迁至蜀郡成都县。

在绵竹大火之后，刘焉遭受了双重打击——痛失两子和车队被烧。在西征的途中，他背上疮发作，最终在公元194年去世。刘焉的死，留下了权力的真空，益州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

刘焉去世后，按照常理，其子刘瑁应顺理成章地继位。然而，刘焉生前曾因相面之说，认为刘瑁的面相不吉，遂安排其娶吴氏，以避祸端。这一决定，为后来刘璋的继位埋下了伏笔。

刘焉的老部下们，面对益州的未来，选择支持刘璋继位。刘璋，字季玉，是刘焉的第四子，性格温和，行事稳重。在刘焉部下的支持下，刘璋逐渐在益州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与此同时，朝廷和荆州牧刘表也对益州这块富饶之地虎视眈眈。刘表任命扈瑁为益州刺史，并联合叛将攻打益州。然而，刘璋并未因此动摇，他在赵韪等人的协助下，成功应对了外部的威胁。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较量，刘璋最终被朝廷正式任命为益州牧。刘璋的继位，不仅是刘焉部下支持的结果，也是他个人能力与魅力的体现。他继位后，益州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繁荣，为后来的蜀汉政权奠定了基础。

刘焉的末路与刘璋的继位，是东汉末年益州历史的重要篇章。刘焉的野心与挫折，刘璋的稳重与成事，都深刻地影响了益州乃至整个三国历史的进程。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焉与刘璋的故事，无疑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