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载沣与溥仪深厚的父子情
载沣对溥仪的宠爱，从溥仪幼时便已尽显无疑。溥仪出生后，载沣视其为心肝宝贝，呵护备至。

溥仪自幼便被众多人围绕，但载沣给予他的爱却与众不同。在溥仪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繁忙的事务之余，抽出大量时间陪伴自己。夏日的午后，载沣会带着溥仪在王府的花园中漫步，指着盛开的花卉，耐心地讲解它们的名字和特点，溥仪总是好奇地聆听，时不时提出一些天真的问题，载沣则会微笑着一一解答，那画面充满了温馨。

有一次，溥仪生病发烧，载沣焦急万分。他守在溥仪的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的小脸，眉头紧锁。他亲自端水喂药，还用湿毛巾为溥仪擦拭额头降温，一夜未眠。当看到溥仪病情好转，体温逐渐恢复正常时，载沣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父子之间的互动场景更是充满了温情。溥仪玩耍时，载沣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眼中满是慈爱。当溥仪做出可爱的举动，载沣会忍不住开怀大笑，然后将他抱起来亲昵一番。而溥仪也特别依赖载沣，每当遇到困难或者委屈，总是第一时间跑到父亲身边寻求安慰。载沣会轻轻抚摸着他的头，温柔地说：“别怕，有阿玛在。”

载沣对溥仪的这份特殊感情，源于他对这个小生命的珍视。在那个封建的皇室家庭中，载沣给予了溥仪最纯粹的父爱。这种深厚的父子情，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载沣的决定。当面临皇位继承的抉择时，载沣心中首先想到的便是溥仪。他深知自己对溥仪的爱，也相信溥仪能够在未来承担起皇室的责任。这种深厚的父子情，成为了载沣选择让溥仪登基的重要情感基础，为后续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笔。

载沣自身的性格与观念

载沣为人谦逊内敛，他并不热衷于权力的追逐。这种谦逊的性格使他在面对皇位的抉择时，没有被权力的诱惑冲昏头脑。他深知权力背后所肩负的巨大责任，相较于称帝，他更愿意以一种相对低调的方式为皇室尽一份力。

载沣有着淡泊名利的观念。他对荣华富贵并没有过度的贪恋，更注重内心的安稳。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称帝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尊荣，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无尽的纷争与压力。载沣不愿陷入这样的漩涡，他更倾向于维持一种相对平和的生活状态。

对于传统皇室责任，载沣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他认为皇室的责任在于守护家族的尊严与传承，而非单纯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觉得溥仪作为皇室正统血脉，有着更天然的资格去承担这份责任。让溥仪登基，能更好地维系皇室的延续，在复杂的局势中保留皇室的根基。

正是基于这些性格和观念，载沣做出了让溥仪登基而非自己称帝的决定。他的谦逊使他不会盲目地追求皇位，淡泊的心态让他不被权力的光环迷惑。对皇室责任的独特理解，让他坚信溥仪能更好地担当起这份使命。他选择退居幕后，辅佐溥仪，以一种默默奉献的方式为皇室的未来努力。这种选择体现了载沣的智慧与担当，他没有为了个人的荣耀而不顾皇室面临的种种困境，而是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出发，为皇室的延续寻找一条更为稳健的道路。

# 当时复杂的局势考量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的局势已至岌岌可危的境地。国内革命形势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对封建帝制发起了猛烈冲击。各地起义不断，民众对腐朽的封建统治愈发不满，革命的浪潮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与此同时，列强的压力也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经济权益。他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土地、索取赔款，控制中国海关、铁路等重要经济命脉，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丧失殆尽。

在这样的局势下，载沣认为溥仪登基或许能带来一些优势。溥仪年幼，对于各方势力而言，他更容易被操控和利用。一方面，在革命形势严峻之时，以溥仪为象征的清皇室，可作为一个缓冲的政治符号，利用旧有的封建统治秩序来安抚一部分守旧势力，延缓革命的进程。另一方面，对于列强来说，扶持一个年幼的皇帝，相比一个成年且可能有自主主张的统治者，似乎更符合他们继续间接控制中国的利益需求，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列强与清朝之间表面上的“平衡”关系。

然而，如果载沣自己称帝，面临的困境则极为棘手。国内革命派必然会将他视为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全力讨伐，这将进一步激化矛盾，加速革命的爆发与发展。而且，载沣缺乏足够的政治手腕和威望来凝聚各方势力，难以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同时，列强也并不一定会全力支持他称帝，因为一个强势的成年皇帝可能会对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构成潜在威胁，这可能导致列强在背后采取不同的态度，甚至可能会趁机进一步瓜分中国，使局势更加混乱。基于对这些内忧外患局势的考量，载沣最终选择了让溥仪登基，而非自己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