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刘长，乃高祖刘邦的第七子。其母赵姬，本是赵王张敖的美人。汉高祖八年，刘邦路过赵国，张敖献上赵姬，刘邦宠幸赵姬后使其怀有身孕。然而，赵姬却因赵国丞相贯高等人谋逆之事受到牵连，被囚禁于河内。赵姬在狱中生下刘长后，自觉无法洗刷冤屈，悲愤之下自杀身亡。尚在襁褓中的刘长，便成为了孤儿。

刘邦驾崩后，吕后专权，对刘邦的诸多子嗣多有迫害。但刘长因年幼，未引起吕后过多关注，得以在宫中长大。或许正是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刘长自幼便养成了坚毅果敢、独立自主的性格。

当时的政治环境极为复杂，吕后势力庞大，掌控着朝廷大权。刘邦的旧臣们为求自保，纷纷依附吕后。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长在宫中虽未遭受直接迫害，却也时刻感受到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无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长对母亲赵姬的遭遇愈发了解，对审食其的怨恨也日益加深。审食其在赵姬事件中，未能尽力相助，导致赵姬含冤而死。这种仇恨的种子，在刘长心中生根发芽，为日后的刺杀事件埋下了伏笔。

在成长过程中，刘长凭借着皇室子弟的身份，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势力。他喜好武艺，身边聚集了一批效忠于他的人。这些经历，不仅塑造了他勇敢无畏的性格，也为他实施刺杀行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尽管刘长在宫中长大，但他深知自己与其他皇子不同。母亲的悲惨遭遇，让他对吕后及其党羽充满了仇恨。同时，他也渴望在这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自己和母亲讨回公道。这种特殊的身世和内心的渴望，促使刘长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政治理念，为他日后刺杀审食其这一震惊朝野的举动奠定了基础。

# 刺杀事件的缘由
淮南王刘长刺杀辟阳侯审食其，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审食其与刘长之间矛盾重重。刘长之母赵姬，乃赵王张敖之美人。汉高祖刘邦途经赵国时，张敖献上赵姬，赵姬得幸有了身孕。然而，刘邦却未对其负责。后来，赵相贯高等人谋反事发，赵姬也受牵连入狱。此时，审食其作为吕后的亲信，却未能尽力救助赵姬。赵姬在狱中生下刘长后，因怨恨而自杀。这使得刘长自幼便对审食其心怀不满，仇恨的种子就此种下。

刘长亲自动手刺杀，一方面固然是为母报仇。母亲含冤而死，这对刘长来说是深仇大恨，他内心的愤怒驱使他不惜一切代价向审食其讨回公道。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刘长身为淮南王，在汉初复杂的政治格局中有着自己的野心和诉求。审食其长期依附吕后，权势颇大，成为刘长在政治上扩张的阻碍。刘长或许想通过刺杀审食其，来扫除自己政治道路上的绊脚石，向朝廷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为日后在政治舞台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做铺垫。

从时代背景来看，汉初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吕后专权，吕氏势力庞大，朝廷内部各方势力相互制衡。刘长刺杀审食其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侯王对吕氏势力的不满和反抗。同时，这一事件也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刘长此举既挑战了吕后的权威，也引起了其他诸侯王和大臣们的关注。其他诸侯王可能会借此事件重新审视自身与朝廷的关系，权衡各方利益。而大臣们则会更加谨慎地对待诸侯王的势力，思考如何维护朝廷的稳定。刘长的命运也因这次刺杀事件发生了巨大改变。他虽然为母报了仇，但也因此事引起朝廷的警惕，其行为对自身地位和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汉初政治格局演变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仇恨与复仇的深刻启示。

# 刺杀事件的影响
淮南王刘长刺杀审食其这一事件，在朝廷内外引发了轩然大波，产生了多方面深远的影响。

朝廷内部，大臣们对此事态度不一。一部分大臣认为刘长此举严重违反了律法，即便审食其曾有过错，但私自刺杀大臣是对朝廷纲纪的公然挑战，必须予以严惩，以维护朝廷的权威和秩序。而另一部分与淮南王有一定关联或者出于其他考量的大臣，则主张从轻发落，担心过度惩处会引发淮南王的强烈反弹，导致局势失控。汉文帝刘恒起初也颇为纠结，一方面要顾及律法尊严，另一方面又念及刘长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最终在权衡利弊后，对刘长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处置，只是削减了他的一些封地。

其他诸侯王对这一事件反应各异。有的诸侯王暗自庆幸，觉得刘长的鲁莽行为或许能打破当前朝廷的某种平衡，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和权力空间；有的则惶恐不安，担心朝廷会借此事件加强对诸侯王的管控，从而危及自身地位。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就微妙的诸侯关系更加复杂多变，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愈发激烈。

对于刘长自身而言，刺杀事件虽暂时未让他遭受灭顶之灾，但却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命运走向。他的行为让汉文帝对他有所忌惮，原本就相对独立的淮南国与朝廷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此后，刘长愈发骄纵，行事更加肆无忌惮，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最终，他因一系列违法僭越行为，被汉文帝下令流放蜀地，在途中绝食而死。他亲手酿造的这场刺杀事件，不仅未能实现他心中的某些诉求，反而一步步将自己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彻底改变了他的地位和未来。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此次刺杀事件意义重大。它揭示了汉初诸侯王势力与朝廷中央权力之间的潜在矛盾，为后世处理类似的地方与中央关系问题提供了反面教材。它警示后人，任何试图以极端手段打破现有政治秩序的行为，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在维护政治稳定和秩序方面，法治与理智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