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书纪年》的来历
《竹书纪年》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史书，其起源有着独特的背景。

它最初是在战国时期的古墓中被发现的。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位名叫不准的盗墓者，在盗掘一座古墓时意外发现了它。这座古墓据推测可能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墓葬。

《竹书纪年》最初是以竹简的形式呈现的。这些竹简上用蝌蚪文书写，记录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的历史。其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时期，作者已难以确切考证。但一般认为，它是魏国史官所著，是魏国官方的编年体史书。

这部史书的内容丰富，涵盖了政治、军事、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它对夏朝、商朝、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都有详细记载。例如，对于夏朝的记载，它补充了一些《史记》等传统史书中未提及的内容，为研究夏朝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政治方面，它记录了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权力更迭；在军事上，详细描述了诸多战役的过程和结果。其独特的记载方式和丰富的内容，使得《竹书纪年》成为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尽管其成书年代久远，但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政治格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史记》等其他史书相互印证、补充，共同构建起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知体系。

# 《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差异的表现
《竹书纪年》与《史记》作为中国古代两部重要的史书，在诸多历史事件的记载上存在重大差异。

在朝代更替方面，关于夏朝的记载就有所不同。《史记》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夏朝世系，从大禹开始，历经多代传承。而《竹书纪年》则记载夏朝存在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等事件，与《史记》中夏朝平稳传承的描述大相径庭。例如，《史记》中太康是正常继位，但《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因*游乐，被后羿趁机夺取政权，这一差异展现出夏朝政治格局可能更为复杂动荡的一面。

帝王事迹上，舜帝的记载也有分歧。《史记》中舜帝品德高尚，孝顺父母，历经重重考验后被尧帝禅让。然而《竹书纪年》却称舜是通过囚禁尧帝，夺取其位才得以登基，颠覆了传统认知中舜帝的美好形象。

重要历史人物行为方面，伊尹的事迹在两书中截然不同。《史记》记载伊尹是商朝贤相，辅佐商汤建立商朝，后又辅佐太甲，在太甲无道时还曾放逐他，待其改过自新后又迎回复位。但《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是被太甲所杀，然后篡位自立，后来太甲潜回杀掉伊尹恢复王位。这两种记载完全相反，让伊尹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变得扑朔迷离。

再看商纣王，《史记》着重描述了他的荒淫无道，如*酒色、残暴不仁等。而《竹书纪年》则提到纣王在位期间曾有征伐东夷等功绩，并非完全的昏庸之君。

这些差异表明，两部史书在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读和取舍上存在明显不同。《史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更倾向于构建正统、美好的历史形象；而《竹书纪年》可能基于不同的史料来源或立场，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甚至与传统认知相悖的历史面貌，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思考角度。

《差异产生的原因分析》

《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存在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

成书时代背景起着关键作用。《史记》成书于西汉武帝时期，当时政治上中央集权高度强化，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司马迁受此时代影响，秉持儒家的道德观念和历史观来撰写史书，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宣扬正统，维护王朝统治秩序。而《竹书纪年》的成书时代较为复杂，历经多次整理和流传，其原始版本可能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各国文化多元，史官记录历史时较少受单一正统观念束缚，更注重实际发生的事件，这使得《竹书纪年》对历史的记载更具客观性和原始性，与《史记》因时代背景不同而产生差异。

作者立场也影响着史书内容。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他站在官方立场，为了维护汉朝统治的合法性，在记载历史时会对一些事件进行取舍和润色。例如，对于上古帝王的事迹，会按照儒家推崇的道德标准进行描述，以树立正面形象。而《竹书纪年》的作者群体复杂，可能包括各国史官等，他们更倾向于如实记录历史，较少考虑政治立场的影响，所以在一些帝王事迹的记载上与《史记》不同，如对舜帝的记载，《竹书纪年》中就有一些与传统儒家观念相悖的内容。

资料来源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史记》除了参考前代史料外，还融入了司马迁自身的考察和走访，但其资料筛选受当时政治文化影响较大。而《竹书纪年》由于出土于古墓，其资料来源可能更为原始和直接，保留了一些未经后世篡改的历史记录，这些原始资料与《史记》所依据的资料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两者记载出现差异。总之，成书时代背景、作者立场和资料来源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竹书纪年》与《史记》在历史记载上产生了诸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