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书纪年》与《史记》的概述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作者不详，成书年代约在战国时期。这部史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内容涵盖政治、军事、天文、地理、灾异等诸多方面。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记载与传统的儒家经典有所不同，其中一些内容颠覆了人们以往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知，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史记》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用纪传体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从上古传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本纪记载帝王事迹，世家记述诸侯和重要人物的兴衰，列传描写各类杰出人物，表梳理历史大事的脉络，书则阐述各种典章制度。《史记》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还以其优美的文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史学领域，《竹书纪年》与《史记》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时期的史书，其记载保留了许多早期的史料，为后人了解先秦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的出现，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那段遥远的历史，对研究先秦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史记》更是中国史学的一座丰碑。司马迁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越才情，构建了一个宏大而系统的历史体系。它为后世史学树立了典范，此后的正史大多采用纪传体的形式编写。《史记》所记载的丰富历史内容，成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石，无数史学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和考证，不断丰富和完善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这两部著作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中国史学研究的道路，为我们探索过去的岁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

# 《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内容差异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成书年代早于《史记》。《史记》则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心血所撰。这两部著作在史学领域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关于夏朝历史的记载上，《竹书纪年》与《史记》就存在诸多不同。例如，对于夏朝君主启的继位情况，《史记》记载为启凭借贤能，通过禅让制继承了大禹的王位，强调了禅让这一和平传承方式。而《竹书纪年》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描述的是启通过武力手段夺取王位，展现出一种血腥的权力更迭。

再看商朝历史，关于商王太甲的记载也有差异。《史记》中太甲被伊尹放逐后改过自新，伊尹又将其迎回并还政于他，突出了太甲的自我救赎与伊尹的忠诚辅佐。但《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权力斗争情节。

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史料来源不同，《史记》成书时距离上古时期较远，很多史料是司马迁多方收集整理而来，可能存在信息不准确或被后人加工的情况。而《竹书纪年》由于成书较早，更接近所记载的时代，可能保存了一些较为原始的资料。其次是作者立场不同，司马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记载历史时会不自觉地融入儒家的道德评判标准。《竹书纪年》的作者则没有这样的思想束缚，更直接地呈现历史事实，包括权力斗争的残酷一面。总之，两部著作的内容差异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多重视角，让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古代历史的复杂性。

《竹书纪年》与《史记》的价值取向分歧

《竹书纪年》和《史记》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显著不同。

《史记》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导向，秉持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念。司马迁在书中极力推崇帝王将相的贤能与功绩，宣扬仁义道德、忠君爱国等价值观。例如，对周文王、周武王等贤君的歌颂，对周公旦等贤臣辅佐之功的详述，塑造了众多正面的历史形象，为后世树立了道德楷模和政治典范。其价值取向在于构建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历史秩序，强调道德和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而《竹书纪年》则呈现出另一番价值取向。它突破了传统儒家观念的束缚，书中记载了许多与正统史书记载不同的内容，如舜囚禁尧、启杀益等。这些记载颠覆了人们对上古贤君禅让等美好传说的认知，更注重从权力斗争、利益博弈等现实角度去解读历史。其价值取向更倾向于揭示历史背后的真实权力逻辑，展现历史并非总是美好的道德叙事，而是充满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现实考量。

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对后世研究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的儒家价值取向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历史参照，使得人们在研究历史时往往更关注道德层面的评判和政治秩序的构建。许多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不自觉地受到其影响，以儒家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而《竹书纪年》独特的价值取向则为历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让后世学者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能仅仅从道德和正统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还需要深入探究历史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现实因素。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历史记载，挖掘那些被掩盖或忽视的历史真相，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