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经典的记载中，“尧舜禅让”是一段备受赞誉的美好历史图景。

尧帝之时，天下洪水泛滥，百姓生活艰难。尧帝心怀天下，一心寻求能治理洪水、安定百姓之人。他听闻舜品德高尚、智慧超群，便对舜进行了长期考察。尧让舜进入山林川泽，即便遇到暴风雷雨，舜也能不迷失方向，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尧还让舜参与政事，舜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经过多年考察，尧认为舜足以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于是决定将帝位禅让给舜。禅让过程庄重而神圣，尧召集四方诸侯，公开宣布禅让之事。尧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涕泣拜辞，再三推让，但尧坚持己见。最终，舜接受了帝位。

舜即位后，继续推行尧的治国理念，任用贤能，使天下大治。他任命禹治理洪水，禹采用疏导的方法，历经十三年，终于成功平息水患。舜还让契担任司徒，教导百姓伦理道德；让皋陶担任士，掌管刑法等。在舜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

舜年老时，同样效仿尧帝，开始寻找合适的接班人。他发现禹治水功绩卓著，品德高尚，便将帝位禅让给禹。禹也像舜一样，再三推辞后才接受。

儒家经典所描绘的“尧舜禅让”，展现了上古时期统治者以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美好品德和高尚境界。这种禅让制度被视为理想的政治传承方式，成为后世儒家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楷模，激励着历代统治者追求贤明、公正的治理之道，也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和道德传统奠定了重要基础。

# 《竹书纪年》中“尧舜禅让”的不同记载
《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尧舜禅让”与儒家经典存在显著不同。儒家经典描绘的“尧舜禅让”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尧帝品德高尚，主动将王位禅让给贤能的舜，舜在治理国家上展现出卓越才能，进一步发扬了尧的德政。

然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却大相径庭。其中提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表明在《竹书纪年》中，禅让并非是和平、主动的行为，而是充满了权力斗争与囚禁胁迫。

这种记载差异背后有着多方面原因。从时代背景来看，儒家经典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动荡，诸侯纷争，思想家们渴望一个理想化的政治秩序，“尧舜禅让”的美好故事成为他们构建理想政治模式的典范，承载着他们对德治、贤能政治的向往。而《竹书纪年》的成书时间虽存在争议，但大致在战国时期，当时各国变法图强，权力更迭频繁，残酷的政治现实使得作者可能更倾向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去看待上古传说，从而得出与儒家不同的记载。

从作者立场分析，儒家学者秉持着道德理想主义，以宣扬道德、倡导贤能为出发点来记录历史。而《竹书纪年》的作者或许更贴近现实政治，关注权力的实际掌控与争夺，所以看到的是“尧舜禅让”背后可能存在的血腥与权谋。

两种记载的冲突点清晰可见。儒家强调禅让的美德与和平传承，而《竹书纪年》则揭示出可能存在的暴力夺权。这种冲突使得“尧舜禅让”这一历史事件蒙上了一层迷雾，也引发了后世学者对上古历史真实性与解读方式的长久探讨，究竟哪一种记载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至今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有趣课题。

# 对“尧舜禅让”辨异的综合分析
儒家经典与《竹书纪年》对“尧舜禅让”的记载大相径庭。儒家经典构建了一幅理想化的禅让图景，尧帝因舜的贤能而主动禅让，舜帝又传位于治水有功的禹，这一过程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与贤能政治理念。而《竹书纪年》却记载舜囚禁尧，禹放逐舜，充满了权力争斗的血腥。

从历史研究角度辨别二者真伪与合理性，需多方面考量。一方面，儒家经典成书年代久远，其记载在流传中难免受后人价值观影响而美化。但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理想政治模式的追求，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另一方面，《竹书纪年》虽可能更贴近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却也因时代久远，资料来源复杂，存在夸大或歪曲的可能。考古发现、其他同期文献旁证等都可作为参考依据。若能找到更多关于尧舜时期政治权力交接的实物证据，如遗址中体现权力更迭的相关文物，将更有助于判断。

不同记载对后世影响深远。儒家经典的记载塑造了后世对禅让制的美好想象，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德治、选拔贤能的文化源头，影响着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和道德标准。《竹书纪年》的记载则打破了这种理想化认知，让人们看到权力斗争的残酷一面，促使后人更全面地思考历史中的政治传承与权力更迭，对研究古代政治制度演变有着独特价值。两种记载相互碰撞，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内涵，为后世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多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