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概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韩城南），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创作。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这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

《史记》的体裁独特，结构严谨。它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这部巨著记录的历史跨度极为宏大，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前101年），涵盖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它详细记载了众多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风貌，为后人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通过本纪、世家、列传等不同体例，司马迁生动地刻画了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形象，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文学瑰宝。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叙事技巧和文学才华，将历史事件叙述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它为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后世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依据，也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典范。

# 《竹书纪年》介绍
《竹书纪年》成书于春秋晋国及战国魏国史官之手。它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存在“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

其记录的历史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夏、商、西周及春秋战国的历史。对于夏朝的记载，能让我们从不同视角去了解那个古老王朝的政治、社会等方面情况。在商朝部分，为研究商朝的兴衰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西周时期的记录，有助于还原当时的政治格局、文化风貌等。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详细记载，更是展现了这一乱世中各国纷争、文化碰撞的复杂历史画卷。

《竹书纪年》的独特之处显著。它在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上与传统认知不同，比如关于尧舜禹的禅让传说，《竹书纪年》有着别样的描述，这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其叙事风格较为简洁直接，以编年体的形式逐年记载历史大事，能让读者清晰地梳理出历史发展的脉络。

从专业角度来看，它属于历史文献学范畴。在历史研究中，它作为重要的一手资料，为历史学家们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依据。通过对《竹书纪年》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可以更全面、准确地还原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校正一些传统历史记载中的偏差，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使其成为探索古代文明奥秘的重要钥匙之一。

# 《史记》与《竹书纪年》：历史记载的双璧之析
《史记》与《竹书纪年》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典籍，在同一历史事件上的记载往往存在差异。以“舜禹禅让”这一事件为例，二者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史记》记载，舜年老时，经过考察和试用，选定禹为继承人。舜去世后，禹服丧三年，然后避让舜之子商均，但天下诸侯都去朝见禹，于是禹继承了天子之位。这一记载体现出禅让制的和平、有序传承，舜与禹之间有着高尚的品德和公天下的理想。

而《竹书纪年》则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关于禹，也有“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载，颠覆了传统禅让的美好形象，充满了权力争斗与血腥。

在历史观点上，《史记》倾向于构建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传承模式，宣扬道德与贤能的统治。而《竹书纪年》似乎更侧重于揭示权力背后的残酷真相，打破了人们对上古贤君禅让的美好幻想。叙事风格上，《史记》叙事宏大、庄重，带有浓厚的褒贬色彩，注重刻画人物的品德与功绩；《竹书纪年》则较为直白、简略，以冷峻的笔触勾勒出权力斗争的残酷。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源于时代背景与作者立场。《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当时政治稳定，统治者倡导德治，司马迁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而美化历史，强调道德与秩序。而《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时期，动荡的局势使人们更能体会到权力斗争的残酷，史官记录时也更贴近现实。

通过这样的对比解析，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史记》与《竹书纪年》各自的特点。它们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呈现了历史的多面性，让后人得以从丰富的记载中探寻历史的真相与脉络。